关于社会民生调研报告（精选3篇）
关于社会民生调研报告 篇1
“农民负担”在我国当前农村发展诸问题中并不是最深层的问题，但可能是最敏感的问题。本次调查在这方面也有不少收获。
一、农民收人究竟几何？
众所周知，我国法定的“农民负担”水平是以农民收入水平为依据的，即所谓“不得超过纯收入的5％”。但农民收入、尤其是扣除生产成本后的“纯收入”的计算历来是统计工作中的难题。在国外农业经济学中影响很大的组织——生产学派认为，农民家庭经济中没有劳动成本概念，因此根本无所谓“纯收入”之说，而只能统计出“总报酬”。这种书生之论固然不足为现实统计工作之据，但我们讲的农户“纯收入”与企业经济中不仅扣除了生产过程中物质价值投入，也扣除了劳动价值投入的
纯收入（利润）概念是两回事。如果按后一概念，相当数量的农户便成了零收入的甚或是“亏本”的“非理性经济”，这当然没有什么意义。但作为社会扣除与二次分配的依据，农户“纯收入”不能具有相同数额的企业（包括农业企业）收入那样的负担能力，却是显而易见的。
这样的“纯收入”到底有多少？这仍然是个问题。本次调查对6省8县19个社区224户农户提出了“您家近年来家庭总收入是多少”的问题，结果只有 5县 117户提供了有效回答。分县统计如下：
所列是“总收入”，纯收入还应减去当年生产成本，但这一项数据只有极少数样本户能够给出，不少农户直接宣称这个数字没法算。一些县（如眉县）接受调查的农村基层干部还明确表示他们在报表中“农民人均纯收入”一栏实际上填的是农民总收入，不把生产开支剔除。“关于农村的各种指标以农民人均纯收入和企业总产值为最虚”，他们自己对这种填法也颇有怨言。
调查中我们试图与一些农户算纯收入账，结果还发现了另一问题“近年来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猛涨和其它原因，农户生产开支比生活开支上升快得多，农户总收入扣除本年生产开支还是扣除下年生产开支，结果大不一样。而在生产信贷不发达的条件下（我们调查的社区中农民极少有用贷款进行生产性投入的），农民本年开支总是由上年收入支付的，相应的本年收入则要用于下年开支。这与我们原来的算法（本年收入减法本年开支）相比，往往又有 10～ 20% 之差。
实际上，前述“各项指标以农民人均纯收入和企业总产值为最虚”之语还需具体分析。各种迹象表明，如果说对于乡镇企业产值、利润的统计水分具有双向性（由于利益关系，基层对这种产值、利润除虚报外也还有瞒服、少报的倾向，以便更多地保留社区精英可支配的资源），那么对于农户收入的统计水分则通常是单向的，因为少报这种收入不会增加社区精英可支配的财力，反而会增加提取“提留”的难度。因此对这一指标的统计误差很少有“双向互相抵消”的可能。
由此看来，对有关农户“纯收入”的估计买在应当谨慎些。毫无疑问，改革年代里农户收入的增长是明显的，这从上表所列农户“总收入”的动态统计（按：该表未考虑物价因素）中可以看出，更可以从农村消费品与生产资料销售额乃至农村储蓄总额的增长中看出。笔者认为，对于判断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对趋势而言，后两项指标比报表中直接给出的“收入”数字更说明问题，但对于某一年份农户纯收人的绝对值估计而言，这些指标便难以提供帮肋了。
二、“农民负担”知多少
这样的农民收入水平其承受的“负担”是多少？这是另一个难以统计的指标。
各地受调查户均是认定“负担加重”的远远超过认为“负担减轻”的，而且除永康外其余7县答“加重”的均超过半数，内有3县且众口一词公认“加重”而无一表示“减轻”。永康的例外则是由于该市受调查的芝英镇是个发达的乡村工业区，几无严格意义上的“农民”可言。但这一例外却显示出一个事实，即近来人们谈论的“农民负担加重”主要是就农业负担而言，工商“农民”相对地少有“加重”感（不过也没有“减轻”感，而是持一种较不关心的态度）。
另外，就地区而言，反映出越是贫困地区“农民负担”问题越严重，至少农民认为如此。强调负担加重的“一面倒”程度。
三、何谓“负担”？如何“负担”？
前述那部分关于“各种负担占总收入的百分比”的答卷中，不仅相对趋势总的来说逐年增加，而且绝对数值更是惊人，它不仅远高于国家政策规定的“人均纯收入的5％”的上限，高于各地的报表数据，而且也高干近年来一些学术研究提供的数值。那么这些数据是否有意义？这要从两方面看。首先，这些数据的社会心理学意义是肯定的，即它显示了受调查者对负担程度的主观判断（不论其正确与否）与正式的统计有相当大的差距。其次，这些数据是否具有经济学意义，即是否可以作为经济数据看待？这就要弄清楚这些受调查农户所认为的“负担”究竟是什么。
从一些个案看，国家与社区征收的制度性“负担”虽然一般都高于报表数据，但远不致于如上述答卷之甚。这里所谓的“制度性”是笔者所用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我们通常讲的政策允许的合法负担，（如国税与“三提五统”之类），也包括各地基层“土政策”规定的各种例行负担，如按人头、按户或按田亩征收的各种摊派等。两者合计也就是城里人心目中“农民负担”的全部内容。这些负担的程度可以从以下案例看出：
J村的家计调查显示，1994年这里人均交纳了各种税费277元。该村样本户当年户均人口 4人，户均总收入11687元，制度性负担率为总收入的9.5％。
S村的家计调查显示，1994年这里人均上缴30元左右。该村户均年收入20__元左右，以五口之家计，则负担率约为7.5％。
镇、G乡的村民计算，1994年人均共上缴85元左右，1995年达9～100元。据报表数字，1994年镇“人均纯收入”470元，G乡为480元（均“含打工收入”）。报表与村民的算法综合，提出负担率为17.7～21％之间。
H村1995年人均上缴总额达220多元，一个五口之家全年支付了1100元。据说该村农民积欠甚多，以至上年“国家发放的预购定金几乎没有一分钱落入农民手中，全被村公所扣下，克抵往年农户所欠的各种税款”。
如此等等。这些案例中农民全年各种制度性负担总额均已明显超过“纯收入5％”的政策界限，但并没有达到总收入的30～40％之高。
然而问题在于许多地方农民每年除了上述制度性负担外，还有另一类支出；在城里人眼里它或许属于消费范畴.们农民仍把它归之于对“上面”的负担。分析起采，农氏的见解也并非没有道理，因为这些支出显然不属子正常的生产性开支或生活消费，也不属于生老病死、应付意外或传统礼仪性开支，而是一种若非农民本可不交的、身份性的社会扣除。
反常的“教育费用”即是明显的例子。我国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但实际上如今无论城乡上学都多少要交钱，我们对此也能够理解。问题在于许多地方农村教育收费明显高于城市，而且往往是在普遍征收的“教育经费”摊派（这属于上交所说的“制度性负担”之列）被禁止之后，转嫁到学生头上，以学费之类的名义征收的。因此农民不视之为消费开支，而视之为制度性负担的一种转移形式（本又姑且名之曰非制度性负担），其实是不无道理的。本次调查中令人感触的一点是，在相当部分的社区农民，一提到“负担”，首先抱怨的既不是国税或提留，也不是例行的摊派，而是这种反常的“教育费用”：
“现在负担太重！一个孩子上小学一年就是好几百，如果上中学要寄宿，则一年要好几千……如果没人外出捞钱的话，就只好先卖掉谷子，结果到下年上半年就连饭都没吃的T。”（望城县 D村访谈录） “农民负担么？你看：一个小学生每学期交的学费高到200多元，一个初中生则要300多元。有两个子女上学的话，一年下来要花1000多元，供孩子念书，这对我们这里平均收入不过两千元左右的家庭来讲负担怎能不重？我们村不少小孩就因负担不起，不能不退学了……”
当调查者解释说我们讲的“负担”是指税收提留之类，学费似不能算时，一位村支书说：“不算负担？你看县城的孩子上学就不要那么多钱，这不是我们农民才有这种负担么？”这种“非制度性负担”除“学费”外还有种种形式。如眉县，国家明文规定的电费最高为0. 30元/度，但调查村农民用电却要收 0. 90元/度。当地农民跑运输，手续再齐全，也是见一次交警交一次钱，但城里的公家车却无此烦恼。据说这是国营运输企业竞争不过这些农民车而“采取行政和经济手段加以干预”所致。这类只因是农民而有的非正常开支，虽然不是按人、按户或按亩的制度性征收，却显然是“农民负担”。如果把它们都计入，则“农民负担”比率达到农民自己估计的那种水平并不是不可想像的'。
总之，在许多情况下，农民认定的“农民负担”内涵与我们认定的不一样，而要真正理解农民负担问题，就不能忽视这一内涵。
农民负担是如何征收的？这似乎无一定之规。按人、按户、按劳、按地乃至按事征收都曾在各地不同程度地实行。改革初年由于份地按人均分，人地一体，“负担”因而也以按人分摊为主。近年来土地流转增加，份地平分职能弱化，人地有分离之势，许多农村的“负担”也由按人分摊为主转变为按地亩分摊为主，这与历史上我国古代均田制瓦解后赋税制的主流发生由户口税向土地税演变的宏观趋势（所谓“摊丁入亩”）相似。对于传统农业社会而言，按土地负担几乎就是按财力负担，应当说是很合理的。然而早在我国古代晚期商品经济有所活跃以后，这种负担方式便已显示出弊病，即农村的工商大户“家资巨万无一城之殖，则对国家终岁不输一钱”。改革时代市场经济潮兴，农村非农产业崛起，这种负担方式问题就更大。本次调查中我们在好几处都听到有关意见，如望城县D村村干部认为，当地富户专跑生意，多不要田或少要田，而贫困户以农为生，往往种田较多。由于负担按地计征，富有者不负担或少负担，贫困户反而成了主要的负担者。
D村本村并无企业，村干部也是种田人i对此感同身受。然而当前农村中更普遍的情况是：相对于群众而言干部更多地从事非农产业。在这种情况下，上述负担方式便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对他们“优免”的性质，而对此的抱怨也就更多地来自普通村民。
在负担“属地化”的情况下，明确田亩分布（即传统社会所谓“均定因赋”）便十分重要，然而一些地方对此缺乏重视。如河南登封县Y村土地多年来屡经变迁，面积已减少约200亩，但上级一般仍按1978年的情况来计征。目前农村土地流转率不大，这类问题不突出，但随着改革的深化，要素市场的形成，“均定田赋”的问题应当引起注意，以免像传统社会常见的那样，出现有人种“无赋之田”，有人纳“无田之赋”的不公正现象。
在负担属地化条件下，“土地改革”必然导致负担办法的改变。近年来“两田制”在许多农村中出现，农村便随之产生了这样的办法：每户按人口留少量口粮田，其余土地村里收上来，然后按好坏租（村民称为“卖”）给农民，每年种地前必须先交“买”地钱，钱多的家庭通过竞争就可以多种。这个办法有利于扩大农场规模以提高效率；但也有村民认为此举实际上是通过招标式竞争提高土地税，而且是提前预征（即改收获后交为种地前交），因而增加了农民负担。笔者觉得如果竞争过程确实公平，此举还是利多弊少的。
四、新“一条鞭”法：“负担”改革的方向？
“制度性负担”过重、“非制度性负担”的存在与负担方式的不尽合理（如“属地化”具有的缺陷）常为农民所抱怨，然而当前农民负担问题最大的方面还是无序化之弊。“明税轻、暗税重，杂费、摊派无底洞”是最令农民不满的。历史上的“摊了入亩”虽在操作时也有多样化，但总的制度还是统一的，而当前农民负担方式虽有些主流趋势（如属地化等），但除了“纯收入5％”的上限等若干三令五申的规定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征收模式。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农村目前新旧过渡时期的社会扣除（即“负担”体制不仅比改革前的公社时代复杂，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混乱，甚至与历史上传统时代相比也更加五花八门，其自行其是的程度恐怕是我国历史上在和平统一条件下罕见的。这里好的是过渡时期的制度探索有了空间，不好的是营私舞弊之徒有漏洞可钻。
减少对农村的索取，乃至对农业实行“反哺”，应当是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长远方向。但在国家与社区财政需求仍有一定刚性、不能不“量出制入”、维持一定索取规模的情况下，改善索取机制、明确征收规范，使农民交纳的钱物能财尽其用，不至于流失或饱私囊，便成了当务之急。针对“明税轻、暗税重，杂费、摊派无底洞”之弊，目前“并税除费加返还”的改革方向似乎成了“农民负担”改革的主要思路。它主张增虽明税，取消杂费，归并税种，简化税则，使农民易知，国家易察，书吏难以舞弊，税额不致流失。这样财政收入不减（甚至可能增加），而农民却可免于“无底洞”之苦。近年来，这项改革已在一批试点县推行并初见成效，行政部门与学术理论界都对此看好。
关于社会民生调研报告 篇2
采访人物：张、张、张
调研目的：了解留守儿童家庭基本情况、学习生活情况以及沟通交流能力。
调研结果：
XX镇位于大别山深处。天然的山区环境给这里带来秀丽风景的同时也使这里长期受到自然条件的困扰，经济发展滞后。外出务工是这里许多人的选择，跟中国的很多农村一样，这里也存在着大量的留守儿童。我们了解到在XX镇每三个儿童里面便有一个留守儿童。因为正值暑假，很多孩子已经下山到父母务工的地方与家长团聚，所以我们选择了留在家中的张和张、张两个家庭进行了走访。
张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她的家是我们今年支教点之一。尽管平时我们有聊到一些家庭情况，但是了解并不是很深。在8天的相处中我们已经与这位清秀的小姑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很快我们进入了话题。张今年已经小学毕业，正在准备秋季开学在当地的暖流中学上初一。
张有一个弟弟还有两个姐姐，加上爷爷奶奶家中一共八口人。爸爸和姐姐的打工收入是家庭的开支来源。爸爸在杭州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打工，妈妈则留在家中照顾家庭。虽然爸爸远在杭州，但是平时很注意与家庭的联系，经常会回家来看望孩子们。
张小学就读于当地的河西小学，因为距离家庭较远，她周一到周五住宿在学校寝室，周一早上则需要4、5点钟起床，花费一个小时走山路去上学。学校的生活是丰富而充实的，毕业班的学生需要上晚自习。平时因为课外作业不是很多，张有充足的时间参加课外活动，她喜欢打篮球、弹钢琴（学校1~3年级会学习）她还会参加学校定期举办的运动会。在聊到篮球时，小姑娘自豪的告诉我们她可是他们班级里唯一会打篮球的女生。张很喜欢英语，周末在家时她会帮忙做很多家务，除此之外便是在家看英语。
在聊到学校学习、住宿条件的`时候，张告诉我们，她很满意学校的伙食，因为学校有营养餐工程营养餐工程，午餐可以拿到6元的补贴，晚餐可以拿到5元的补贴，每顿饭一荤两素，可以加菜，大家每天吃的都很满意，而且如果对饭菜有什么不满意的话她们可以直接汇报给校长，有的时候校长甚至会自己出钱买肉，给学校学生改善伙食增强营养。
因为是山区小学很多方面条件也很有限。六年级一共有3个班，张所在的班级一共有49个人，3个人共用一张桌子显得有些拥挤。就是这样的环境下，还有很多像张娅这样的孩子依然刻苦学习着，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努力着。
尽管家距离风景区只有10几分钟的车程，张从来没有上去游览过，她也未曾走出过这座大山。交谈中张经常露出青涩的笑容，但是当聊到姐姐读完高中后因为家庭贫困无力支付大学学费而被迫外出务工时，小姑娘留下了心酸的眼泪。我们向张赠送了礼物，鼓励她笑对人生困难，学有所成，走出大山，在人生前行的道路上收获自己独特的风景。
比起张姐姐，张姐姐则要幸运很多。当我们到他家的时候，姐姐张已经被郑州大学工程设计专业录取。而这一刻，不知道是张在背后默默克服了多少困难才等到的。
张爸爸在上海务工每个月工资20__多元，供养他和姐姐读书。他们已经3年未和爸爸见面。
张姐姐学习很优异，初中以全校的第三名的成绩被保送到金寨二中。县城高中读书的日子是艰苦的，55人挤在一个不大教室里，每天晚自习到9：50。姐姐平时在学校很省钱，虽然学校有食堂，但是她为省钱经常吃腌菜和馒头，但是她从未向家里诉过苦，就是这样的刻苦与坚持，姐姐终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目前，姐姐正在积极争取国家助学金，希望能够减少一些家庭的负担。祝愿她在中原大地学习顺利，能够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
在中国农村社会， “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的群体，需要全社会更多的关心和关爱。在前畈村居委会我们也了解到留守儿童目前主要由学校照顾，相关社会扶助和关爱制度还不够完善。在聊天谈心中我们发现这里的孩子外向活泼，热情善良，感受到他们的坚强与懂事。为他们的努力成长喝彩，为他们的自强不息点赞。祝愿每一个留守儿童都能够在阳光下自信快乐的成长。
关于社会民生调研报告 篇3
【内容摘要】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一项惠及广大农民的民心工程。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对农村、农民和农业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依靠土地勤劳致富的积极性，土地作为农民赖以生产和生活的物质基础，在新形势下地位更加重要。即墨市属青岛主城区之一，含有部分农村。辖区农村地处城市周边，农村土地开发、流转频繁，伴随而来的是涉及农村土地承包、调整、流转、开发建设等方面的纠纷案件迅速增多。
【关键词】
房改拆迁房地产开发补偿
一、概述
(一)调查目的与意义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断推进，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城镇的聚集效应和拉动作用逐步得到体现的背景下，摸清全市农村搬迁现状，了解扶贫搬迁政策，总结搬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积极配合国家政策和进程，做一些利民搬迁知识的宣传，做一个关心民生和国家的合格大学生。锻炼综合能力，增强自己的参政能力和决策能力，了解行政机构的工作流程，了解家乡的经济发展状况，村落分布，人口分布，贫富分布及差距状况;做好建设家乡的准备工作，做好配合国家农村搬迁的准备工作，做好搬迁后农村出路的思考工作，为家乡和国家做一份贡献。
综合调查一下农村人对搬迁政策的态度，了解农村人担心的问题，总结切实有关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向有关部门反映，为国家提供一些实地参考的同时也为农村父老解决担忧。
摸清搬迁前各农村的情况，预测搬迁后会产生的问题，对比已经搬迁的地方，分析改善的措施，为老百姓服务，为我们自己服务。
丰富假期生活，增强调查能力，开拓自己的视野，向优秀干部和领导学习优良的思想和传统，加强自己思想建设。在流程中锻炼自己动手和独立思考的能力，锻炼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锻炼创新思维和新角度，与国家趋势和要求保持一致步伐。
(二)调查内容
搬迁政策和流程因经常改善不做详细阐述
实地调查中调查对象针对西北关村，调查人员由胡喜伦担任，调查范围包括所有农村居住者，调查过程有问卷调查，有抽样调查，有家庭查访等方式的应用。
二、调查设计与调查方法
(一)前期准备
在调查前期，我查阅了相关资料，拟定《诚信承诺书》和《社会实践报告登记表》并联络了相关的人员进行访谈预约，拟划了调查方向与费用，同时对自己的事件作出规划，我采取了调查问卷与访谈的形式，设计了《房屋拆迁调查问卷》(见附件)。
(二)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青岛市即墨市西北关村部分村民
我于1月31号对上述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在问卷调查发放过程中，为了更深入的了解和分析问题，我们对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村民进行了调查。我共发放100份问卷，回收89份，其中有效问卷74份，通过对调查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同时，在发放问卷的过程中，我还随机做了2份访谈，并作了详细的记录。
三、调查结果的分析
内容一：农村人对搬迁持什么态度?以西北关村为抽样
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主动拆迁占43.24%;只要赔偿合理，愿意拆迁占70.27%;拆迁大势已趋，不得不拆占21.62%;留恋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不愿拆迁占21.62%其他原因不愿拆迁占0%。
我对数据的分析：
积极响应：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小城镇有了大的发展，乡个数减少，镇个数增加，镇区呈一定规模，农村城市化水平提高，现在国家大力发展新农村建设,旨在改善农村面貌,改善老百姓的生活，给了农民一些机会，让农民不再为建房发愁;很多农民也赞成国家政策并积极响应，愿意改变农村的落后状态和自己落后的家庭环境，体验梦寐以求的城市生活。农民不再一味的靠种地持家户口，而是向各种副业发展，农村搬迁和样貌改善有利于除农业外的行业的发展，更加促进农民经济的发展。农民也与时代相连，关心国家大事，走时代步伐，意识的增加使得他们积极配合国家的措施----拆迁大势已趋，不得不拆或留恋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不愿拆迁：农民对国家政策不关心，家庭经营惨淡，或事业有阻;对搬迁的利弊看得很开，在村里关系不大广泛或家庭不和。有的也存在对政治不敢兴趣的情况。
留恋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不愿拆迁及其他：有的村庄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当地人对故居有情节不愿离去;农民更多拒绝的理由是怕伤害自己的切身利益，如果拆除自己的房子而在搬迁过程中出现问题，农民很难挽救。搬迁不是一朝的事情，过程掌握权不在农民手里，怕被逼迫或变得负债累累等等。
内容二：农民对搬迁过程中担心的问题：
1、圈地卖钱，中饱私囊;
2、形象工程，劳民伤财;
3、高价建房，加重负担;
4、暴力开道，强制拆迁
5、自愿不自愿，农民说了不算。
6、补偿有多少，标准不统一;
7、政策执行，因人而异;
8、互相不信任，搬迁何其难。
内容三：农民眼中搬迁前后的景象描绘拆迁前：
1、农民农村户口;
2、农民拥有土地种植，除了自耕自足外，少数可以养殖或者开办家庭小厂;
3、农民居住400平米庭院平房，可以电话通讯，有有线电视4、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宅居地。拆迁后：
1、可能改为城镇户口;
2、村里农民懂得买养老保险和实行更多国家政策
3、100平方米的商品房(在原来村子附近建造的，新房设计不合理，质量差);
4、失去土地的农民，35-50岁农民没有技能，找一些粗活挣钱养家糊口，51-65岁农民，运气好找一些看门、扫地的活，挣个钱贴补生活，70岁以上的老人，主要靠子女赡养，或者望着白花花的崭新的房子等死。
5、负债累累
四、结论与建议
总结内容一：我对对解决搬迁问题的见解
1、真心希望中央职能部门沉到基层调查研究，分析问题，找出对策;
2、尽快制定农田征用和农房搬迁的指导意见;
3、加强对地方县市主管领导的监管，落实县市领导干部的`责任令;
4、畅通被搬迁农民的意见申述渠道，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5、保护乡土文化、农耕文明、村落文化等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珍贵资源。
6、农村搬迁绝不能是模式，应因地制宜、模式多样、量力而行、长远规划、科学发展
7、用政策化解搬迁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守土与离土”的矛盾和冲突
8、未来的乡村应该是城乡居民混居的家园，应该提前进行相关试验、总结和政策储备(比如，农民进城的道路打通了，如何打通城里人返乡的路?)
9、解决农村干部和群众观念陈旧问题，形成鼓励搬迁，为搬迁户服务的氛围，
10、相关政策宣传到位，建立服务平台，政策支持体系、资金使用及监督机制
11、预先准备好资金的制约问题
12、搬迁改造过程中利用不必要浪费的资源如水窖，沼气池等
13、根据农户的思想状况，采取自愿搬迁的原则，政府及村委会以提供信息、牵线搭桥、代办手续、争取项目及资金等服务为主
14、国家对相应问题进行立法，用法律问题来解决。